为深入学习贯彻习文化思想特别是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奋力推进扬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团结引领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扬州新实践，市社科联联合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推出人物深度访谈栏目——《扬州社科专家访谈录》，通过采访扬州社科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展示新时代扬州学人的成长之路、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为广大社科工作者提供经验启迪、精神激励。

　　王章涛，1944年生，扬州人。研究清代学术史、园林史、书画史五十年，也研究扬州地方文化、清代和民国文学史等，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影响深远。亦见散文、人物传记等文学创作。省作家协会、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现为扬州文化研究会专家组成员、扬州市文史馆文史顾问。

　　独立在《书屋》等多家报刊发表论文50多篇，散文、传记等文学作品100多篇。主要获奖著作：《阮元传》获江苏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阮元年谱》获第七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阮元评传》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王念孙王引之年谱》获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凌廷堪传》获扬州市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焦循焦廷琥年谱》获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

　　清癯高瘦，一头天然的乌发，这是王章涛给人的第一印象。王章涛的声音原本轻柔，如春风拂面，但一谈起他倾注毕生心血研究的阮元与扬州学派，语调便立刻转为坚定。那些沉睡在古籍中的学术密码，经他娓娓道来，瞬间变得鲜活而滚烫。在王章涛那间被三万余册藏书填满的书房里，时光仿佛也因书卷的沉淀而慢了下来——他读书、藏书、写书，以扬州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出版了多部扬州学派的研究著作，成为国内著名的研究阮元的学者。

　　1944年，王章涛出生于扬州一个富裕的书香家庭，舅舅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姨母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由于深受他们的影响，王章涛从小就对读书有着特别的情愫。“他们留在家里的书多而杂，一方面，我阅读了大量比较正统的书，教我怎么做人；另一方面，我喜欢看《三侠五义》《小五义》等武侠小说，书里面天马行空的情节描写，给了我许多的启迪，也拓展了我的想象。”

　　因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中学时，王章涛经常创作一些诗歌、散文，读一所好大学成为文学青年王章涛那时的梦想。可惜后来家道中落，15岁的王章涛辍学回家参加工作。但不管工作有多忙，他都会挤出时间读书。“那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做好两件事：一个要吃饭，那就要学好电器方面的知识、技术；另一个要读书，学好文史。所以我自学了高中课程，给自己定了目标，一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二是浙江大学电气系。”王章涛说，可惜后来遇到特殊时期，他的大学梦破了。

　　求知若渴的他不甘心就这样终止求学路，于是，王章涛到处借书、买书，利用工作之余开始自学。“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书本是作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里面的知识可以让你慢慢地回味。”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王章涛有自己独特的读书方式——“十目一行”。这并非简单的慢读，而是以一种“字斟句酌”的虔诚态度，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他坚信，唯有如此沉潜往复，方能穿透纸背，触及作者思想的精髓，将他人的智慧真正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一张电气图纸，我可以在家画几十遍，脱离工程师岗位近60年了，现在我随手都能画出来。”靠着这股钻研精神，王章涛每天坚持5小时，甚至10小时阅读，花了三四年时间，他自学完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读大学，但是我没有遗憾，这两条路我都走通了——成了电气工程师，在学术研究上，我的成果逐年递增，由小到大。”

　　“当时很多人说，100多万字的《阮元年谱》怎么可能出版？肯定不行，死路一条，但我一门心思要出版，而且撞了南墙不回头。”抚着泛黄的《阮元年谱》，王章涛说，从写作到出版，《阮元年谱》经历了几次“难产”：“我一不评职称，二不加工资，三不要名利，我做的东西就是为了提升扬州学派研究和阮元研究的力度，只要起到这个作用，我很开心了。”

　　王章涛以研究阮元出名，但他一开始却是热衷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由于对文史感兴趣，他先后着手于书画史研究、园林史研究、建筑史研究等，当他致力于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清代到民国相关的书籍中，几乎每一本书中都提到阮元，几乎每一件事都或多或少与阮元有关。阮元为什么在全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带着疑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章涛开始了阮元研究。“我以最难啃的一件事做起——阮元的年谱。”

　　阮元有着“一代大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称，官高位重，学问渊博，他是思想家、著作家、文献学家，在经学、史学、文学、历史地理学、金石学、数学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和学术遗产。为了研究阮元，王章涛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全国各地的“泡”图书馆。自带干粮，赶一大早的车，那些年，王章涛跑遍扬州、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图书馆。有些馆藏古籍不可以外借，只要有涉及他研究范围的图书，王章涛都一笔一笔地抄下来，仅阮元的资料抄写本就有一大摞。“有一天看书看得太迟了，我去卫生间的功夫，图书馆闭馆了，我喊人也没人应答，最后找到了馆内的一条小道，幸运地看到了一个人，才把我放出去。”

　　靠着这份热爱和坚持，王章涛完成了107万字的《阮元年谱》，但是出版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没有平台出版。“后来，黄山书社的编辑部主任说可以出版，我兴冲冲背着一摞书稿赶过去，但人家说要5万块的出版费，我没有钱，只能又背着书稿回扬州。”王章涛说，直到2003年，得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阮元年谱》才得以出版。

　　《阮元年谱》是研究清中叶社会、政治、经济的宝贵资料，更是研究扬州学派、乾嘉学派及与之相关的清代学术、文化、艺术、科技的重要文献。阮元生平事迹、官声政绩、学术与文化成就，从中清晰可见。难能可贵的是，阮元的师友弟子遍天下，人又长寿，有着“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 的地位，由他牵扯出许多重大的政治、学术、文化事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能从《阮元年谱》中获得翔实的解答。因此，《阮元年谱》自 2003 年面世以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各地历史文化研究者将其作为工具书。之后，王章涛不断地对阮元、扬州学派、乾嘉学派进行深入研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同时对《阮元年谱》作修订，增补成《阮元年谱补》90万字。

　　作为阮元研究学者，多年来，王章涛研究成果颇丰，随着《阮元传》《阮元年谱》《阮元评传》等研究阮元的学术成果陆续面世，阮元这一个在扬州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越来越受到重视，也使扬州学派在清代嘉乾学派中的地位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肯定。

　　“扬州学术界自阮元过世以后，学术上没落了，我感到悲哀，所以有必要重新梳理这段学术往事，让世人知道扬州学术的伟大之处。”王章涛坦言，对阮元的研究不过是解锁扬州学术史的一把钥匙。

　　在他看来，扬州学术史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国学术史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原本以儒学（即经学）为核心主干，虽兼容诸子百家之说，但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学便确立了主导地位。基于这一认知，王章涛在其著作《扬州学术史话》中，以汉代大儒董仲舒为起点，顺着隋唐、五代的学术流变，再到宋代“理学”的兴起，直至清代阮元所处的鼎盛时期，最后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扬州学术的传承与演变，用清晰的脉络和详实的叙述，完整勾勒出扬州地区学术发展的整体样貌。

　　王章涛进一步指出，清代乾嘉学派涵盖吴、皖、扬、常及北方等分支，正是这些分支的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儒学发展的第四个关键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以阮元为核心领袖，焦循、凌廷堪为辅臣的“三巨头”，更是将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推向了巅峰——扬州学派堪称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当年，阮元、焦循、凌廷堪携手凌曙、王念孙、王引之、汪中、刘宝楠、刘文淇等一众学者，共同铸就了清代儒学的辉煌。他们打破学术壁垒，构建起新理学道德哲学与哲学转型的社会学体系，秉持“今古经文兼采、汉宋学术持平、中西学问会通”的理念，坚守“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核心宗旨，让清代学术得以活化、发展、创新与改良，成功衔接了近代社会的学术新思潮。“扬州学派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不做死读书、读死书之人，而是要让学问真正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

　　王章涛强调，扬州学派孕育、成长于扬州这片土地，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扬州文化史与学术史发展到顶峰的必然产物。追溯其成因，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至关重要。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学者曹宪、李善率先开创“文选学”，以对《文选》的系统诠释为核心成就，充分展现了他们在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等领域的卓越见识与深厚造诣。到了五代宋初，徐铉、徐锴兄弟回到家乡扬州，潜心钻研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终成一代名家，被后人尊称为 “二徐”。世人盛赞 “二徐为许氏功臣”，正是对他们创立“许学”这一学术贡献的高度认可。

　　从文艺青年到阮元研究大家，从关注园林史、书画史到潜心扬州学术史研究，王章涛笑言自己做事一根筋，“我虽说兴趣广泛，爱好戏曲、评话、音乐、绘画，但是我弃之所有的爱好，专门研究阮元、研究扬州学术。”潜心研究学术几十载，他践行着“二冷”精神——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真正做学问的人，苦！但是坐得时间长了，石头也会热。”

　　在深耕扬州学派研究的过程中，王章涛不仅致力于发掘其学术价值，更注重提炼学派学人的治学精神，并将其总结为做学问的三个递进阶段——摘录、辨析、提出新见解，为后学者提供了清晰的治学路径。

　　第一个阶段是“摘录”，核心在于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书上张三、李四、王二对某一个问题的见解，我把它记下来，属于第一手资料。”王章涛形象地比喻道，“做学问要在摘录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整理，根据自己做学问的需要，用活、用足资料，就像扬州人做豆腐，不能只会一种烧豆腐。”他强调，必须重视摘录与积累的过程，在点滴积累中，既能察觉自身认知的不足，也能通过资料的补充，逐步完善对问题的理解。

　　第二个阶段是“辨析”，关键在于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甄别与判断。“我收集了资料，但是认为他的说法不对，里面有些错的地方，经过查证、思考，你有了判断，见解不就出来了吗？” 王章涛表示，辨析的过程就是独立思考的过程，通过判断资料的正误、权衡不同观点的优劣，自身的学术见解便会自然浮现。

　　第三个阶段是“提纲挈领，提出新见解”，要求在整合与升华中形成自身理论。“在前面两步的基础上，结合先前的理论，提出你的见解。”这一阶段是治学的核心目标，需要在梳理前人成果、辨析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炼核心逻辑，融入个人思考，最终形成兼具传承性与创新性的学术见解。

　　此外，王章涛认为做学问不能闭门造车，“要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否则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无用功；第二有剽窃之嫌。这点还有一个好处——视野开阔了，可以找出自己不足的地方。”

　　在王章涛看来，若说摘录、辨析、提出新见解这三个阶段是做学问的具体方法即“术”，那么治学的核心要义，更在于一份超脱功利的“平常心”。“你不要想着成名、成家，做学问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乐在其中就心态平和，心态平和就容易思想集中。”他说，求学问道切不可被功利心裹挟“不要太功利，不要赶场子。”唯有抛开成名成家的执念，将做学问视为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追求，才能在沉浸中保持心态平和，而平和的心态又能让人专注凝神，从而在学术探索中稳步前行。

　　“以前工厂8号发工资，到了7号下午，他就把家里抽屉里面的钱全部拿走去买书。”王章涛的老伴赵宝瑛说，不管是年轻时候还是现在，她和家人始终支持，“理解他对做学问的坚持。”耄耋之年，王章涛不仅坚持写书，还心系学术传承，“扬州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更多资金支撑，要培养本土人才，扬州学人的精神是根，永远传下去。只要大家努力，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采访结束，王章涛说感谢我们的倾听，我说，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对学术、对扬州、对阮元纯粹的热爱。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民间学者，用几十年的坚守，践行着了他常说的那句话：不为名、不为利，做学问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

　　沉潜致远，光照前路。王章涛的研究照亮了阮元的面貌，扬州学派的脉络，照出了过去和当下学人的风骨与坚守，也照亮了一条重要的研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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